◎劉承易 吳勁萱
多數人對於社運的態度，常認為是情緒性的，或是會吵的人才有糖吃。但若我們從社運的場合層層剖析，從弱勢者面臨的處境來考量，那些眼淚和喊叫，真的還是只是無理取鬧嗎？
社運中的理性與不理性
紹興居民以眼淚和破碎的字詞，在大家面前徹底表露他們的憤怒，失了序的淚水潰堤，全身顫抖著，最後勉強擠出幾個字，那是悲憤性的發洩：「我要我的家」。樂青和樂生院民，竭盡心力捍衛逐漸凋零的家園記憶，在衛生署前和警察發生推擠，他們的悲慟是直接的，但卻在旁觀者眼中只是無謂的扭曲線條，政府的冷漠回應成了最強烈的諷刺。勞工媽媽牽著她的小孩，參加了讓雞蛋飛的遊行抗議，她無奈卻又憤怒的將手中寫有「給我小孩安穩的生活」的雞蛋丟向總統府。她放聲大哭，但大家看見的是現場槍林「蛋」雨的結果，這掩蓋了他們投出心中最深的痛。
行動者情緒的展現是直接不掩飾的，他們透過激動的發言、鏗鏘有力的口號，和營造憤怒氛圍的抗爭現場，企圖讓他們的心聲被更多人聽見。但是行動者並不是只憑藉著滿腔的熱情，舉著正義的大旗、頭上綁著布條盲目的在街頭衝撞，他們用更多的時間開會討論，尋求其他可行的方案；議題的當事人不是一味以悲情故事為手段，希望這社會還給他們公平正義，他們的淚水是最真實的痛，不矯情的直接宣洩。
在這些議題中的情緒，是很深的難過和感悟，但這痛鮮明的展示著：「只要抗爭還在，我在。」所以在抗爭場合中被認為「不理性」的情感宣洩，正可能反映出他們自身受迫的處境。如果弱勢者能夠有足夠的資源補足現在的缺陷，他們還有必要採取抗爭的手段，擺脫困境嗎？或者是，當我們再次看到這些「不理性」的發言、場景與情緒出現在新聞、街頭以及任何現場的時候，能夠暫且收起批評，或許就可以聽到隱藏在激情表象背後的那些細微低語、曲折深刻的故事。
「理性」的局限與排除
從台灣先前的各種抗爭運動、到最近清大學生「嗆」教育部長，我們都可以見到有許多人認為討論議題必須以理性的、避免帶有情感的去論述，藉此「以理服人」，去說服抱持不同看法的其他人。但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理性的討論方式可能是有侷限的。甚至於這種理性訴說模式可能排擠了某一部分人，使得他們無法擁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要以理性的方式去論述，前提是必須要有良好的語言運用能力，以及縝密的邏輯架構。這或許對於生長在都市且擁有中高教育水準的人來說，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情。但相對於這群有能力理性論述的人，在我們的社會中有另外一群屬於較底層、較弱勢的人，他們可能不擅長以這種論述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理性討論中所使用的縝密邏輯論證方式，背後也可能帶著一部分的排擠效果。當耕種了數十年的農地即將被剷除、徵收的時候，那一些從小在農村成長的老農民，可能在不懂複雜法律程序，又被行政命令追趕的情況下，無法以所謂「理性」的方式去和公聽會上的官員溝通。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到，理性討論的背後實際上可能蘊含著對於某些弱勢群體，或者是不善於以主流方式對談者的排除。
理性討論也時常忽略行動者背後的權力關係，如最近發生的產業發展會議事件。當最後發表的「共識」意見出現疑義時，不管勞工團體、環境保護團體如何提出異議，掌握麥克風發言權力的人，不斷以「尊重台上發言人」等言詞試圖壓制反對意見；對於許多不管是農地即將被徵收，或者是房屋即將被拆遷的人，他們可能沒有時間，也沒有真正的管道可以發表他們的心聲，去告訴大眾他們的痛苦。我們要問的是，這時候要叫他們如何以不帶有情緒的方式在會議室中與人理性的對談？
雖然理性對於議題討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元素，我們也不可能完全不以「理性」去互相溝通。但是我們不應把理性視為唯一一種去談論議題、發表意見的方式。理性背後所帶來的可能是對於某種特質的預設，可能會阻斷了擁有不同特質的人發表意見的機會；理性也忽略了議題之外的權力關係，使原本擁有權力的人進一步利用理性去壓制不同的聲音。在強調每一個人都擁有相同政治權力、相同發言權的民主社會，我們要思考理性可能排擠了某一部分的人，使他們沒有機會參與。這樣的理性還是我們值得追尋的唯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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