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日 星期一

02、小小專欄:空間作為動詞──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專訪

空間作為動詞──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專訪

◎江毓婷

「空間作為動詞,某種程度上破除了人們長久以來對空間抑或組織的侷限性的思考,而帶領我們去思考在現代性之下,現今的空間不僅作為權力的展示,而也可能是一處活絡在地情感、討論行動的場域。」

  從淡水捷運站後方走進喧囂擁擠的淡水老街,面朝淡水河的福佑宮右方的一條狹窄的小巷,是淡水真正的「老街」——重建街。淡水的地勢高低起伏,以淡水河岸為最低點,緩慢向上爬升。重建街與大眾認知中的淡水老街(中正路)相交,而後一路向上,穿過與真理街銜接的文化路,一路延伸至北淡水。承載著從清末到日治時期的建築,以及民國之後建造的民宅,這條街儘管狹小,卻可看見不同時期的歷史足跡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交織的印記。在這樣一條內涵豐富多彩的街上,於2013年11月成立的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關注著街區保存與藝文空間串連。

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成立緣起

  2013年10月,重建街的住戶二度接到道路拓寬計畫的開會通知,施工單位工務局其後以「沒理由不做、勢在必行」的立場,遊說居民進行第二階段的拓寬,然而贊同與反對的聲音同時存在著——重建街30號以上路段,已於2010年底完成第一階段的拓寬,2013年則欲拓寬30號以下,並大幅改變九崁街(重建街)的階梯風貌。此事要回溯到民國五十七年變更都市計畫時所產生的「淡水六號道路計畫」,當時政府已著手跟居民要地,約至民國七十五年,全數住戶已領取「徵收補償金」,也正是此一關鍵,造成兩階段拓寬在實施上騎虎難下,無形中也埋下居民間的誤會——補償金已領、路已拓寬,未施工路段的住戶於今何能主張拒拆?

道路拓寬計畫開會前一天,受到淡水文化基金會許慧明董事長召集,當時尚未成立工作室的重建街租戶張淳善聚集居民於家中,討論隔天要如何應對會議,開啟了後續15場與重建街居民的討論,並邀請華光社區與淡海二期居民現身說法,更推派綠黨王鐘銘作為居民代理人,爭取法定上政府徵收人民土地超過時限未使用土地而應返還的權益,而開始與地政局往來。居民提出返還徵收補償金以申請徵收案之收回與廢止撤銷之方案,而相關程序至今仍在進行中。

然而這個會議也是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成立的契機。來自北藝大的幾位學生參加了這次的會議,幾週後便開始有利用空間、短期作戰的想法,並與居民共同討論提出「重見,不重建」的核心精神,更發展出利用社區空地進行一日工作坊的計畫,以及其後在重建街上出現的象徵抵抗的塗鴉,並帶著藝術家走入重建街的生活場域、居民互動網絡,例如鄭鐵桃、葉佩如等藝術家皆先後投入街道創作。而重建街居民之角色更是行動的關鍵,從提供空間這點看來,社區對藝術、創作的產生,抱持著相當開放的態度。

「藝術介入社會」?

日常於此生活,工作室成員有機會走入鄰居的房舍,也發現比拆遷更為急迫的問題——未拓寬區域的居民實已等待近三十年,老屋在延宕的政策決定下逐漸凋零,使住戶不得不對自身房屋的修繕計畫感到猶豫——若不修繕,老屋龜裂、漏水和閒置塌陷之困擾無法獲得解套;而若修繕完畢之後政府仍決定動拆,則豈不損失、徒勞一場?而同樣承租高齡公寓的工作室就在這種「議題下的居住/工作/開放空間」,以居民身分展開「向外」的行動。2014年4月開始,更於第一屆淡水文學節中,實驗性地利用閒置但承載歷史脈絡與意義的空間,透過創作進行再活化。

而在一年多的「走進淡水」後,工作室成員開始有能力將熟識的空間串連兜起。2014年12月舉辦的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淡水站,就是由成員魏榮達負責空間與場地的尋覓、聯繫,在各個空間中播映女性影展的選片,並由王守瀚擔任各場次引言人。這些空間—如市定古蹟「殼牌倉庫」、「海明威」髮型沙龍、及公家開放民間進駐的閒置房舍「十八巷五號」—作為播映的背景,讓觀眾有別於進入一般戲院的感受,使之相對更能感受到與人交流的場域的生命力。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表示,籌備中的第二屆文學節將會由「場地借用」轉向「空間串連」,使「觀者」深度地被鏈結到「在地的」生活空間脈絡,也使這些空間成為與在地語境結合的發生之地。

而這樣的作法能否與「藝術介入社會」一語作連結?魏榮達認為這句話在現下的藝術與社會環境中已有些矛盾。他解釋,相對於「藝術介入社會」的概念為藝術無用論,這兩者往往會被混淆為兩種對立的概念,但後者的意義在於其作為拒絕為教會或中產階級等服務的反省機制,並轉向藝術自身的價值。而後在近20年的當代藝術演變下,藝術的關懷開始轉向社會環境;而時至今日,藝術已然成為獨立的價值,因此若再以藝術無用論解釋今日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便是時空錯置。另外,「介入」一詞存在著藝術之於社會是治療者、改造者的指涉意味,彷彿藝術是一外於社會的個體,這是他所不能認同的—對他而言,藝術本就不是外於社會的一塊區域,而是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相同層次的社會文化產物,同時也是種解釋社會的方法以及對社會進行的軟性工程。這點也可呼應德國藝術家波伊斯的社會雕塑理論—其被民眾觀看的目的,是去點醒其他學門、文化活動所無法察覺或者動搖之事實。因此,若真要貼近現下情境,魏榮達認為,比起使用藝術介入社會一語,藝術的社會責任或功能應是更為妥適的表達方式。

政治參與在淡水

在三一八運動發生之時,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除了密切關注整個運動的發展及走勢之外,同時也思考能否在淡水相互呼應,去執行一些可能的行動。適逢當時運動領導人呼籲全台三一八支持者包圍各地的國民黨部表達抗議,工作室的成員們決定響應,嘗試行動。

儘管亦參加立法院附近的抗議行動,對於淡水的行動,工作室成員的感受是有所不同的。立院周邊的慷慨激昂,在往淡水的回程上,似乎隨著周邊環境而跟著冷卻——淡水的種種政治現實總讓人懷疑淡水人是否冷漠,或是是否對政治漠不關心?對於這個現象,工作室在這場自身發起的響應行動中,看到了與往常不同的其他可能:「當初決定要在淡水響應時,其實是抱著『如果都沒有人理我們的話,就當作是自己的同樂會好了』的心態,因此後來民眾的熱烈反應,不管是支持還是攻擊,其實都是在我們意料之外的。」

延伸至後來沸沸揚揚的割闌尾行動,淡水也是其中主要的區域之一。參與其中的成員王守瀚與魏榮達也提出了觀察的心得:「割闌尾跟其他運動最不同的就是,它的組織完全沒有一個層級的結構,所有事情都共同決定,有什麼樣的成員,無論是專長還是興趣引導,才有什麼樣的行動!」「沒有階級結構的主要原因就是,割闌尾是個有明確起點與終點的階段性任務,相較於其他議題可能要繼續為更遠大的目標努力,割闌尾倒是清楚明瞭——罷免的成功或失敗,就是這項運動的終點。」同時,因為明確的終點都在前方,作為參與的一份子,他們清楚地知道結束後總是要回歸原本生活,成員間沒有到了下一階段便開始目標分歧的問題,每個人自然可以完全在同一個基準上討論與決策。

「割闌尾跟很多其他議題運動比起來,其實是很地方性的。」王守瀚說,「我記得選舉前那一陣子,我幾乎把淡水所有的里都背起來。因為你必須要有這樣的背景知識。在哪個路口擺攤、在哪些地區需要去拜會誰,各式各樣的情報。」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割闌尾成為一個比任何看得到的政治團體都有更強的在地性的東西。很多人的想像是,割闌尾將來會成為一個罷免立委顧問團來幫助大家罷免立委;然而從這次的割闌尾模式看來,割闌尾其實很難由單一的組織去做,因為「基本上大家心裡都是懷著某種程度對現任者的不滿,通常是自己選區,才來做割闌尾行動的,如果換成來自別的區域的人,那個仇恨值可能不足以支撐他們這麼長時間、這麼大量精力的無償投入。」這樣的對於在地政治的清楚瞭解,非常大程度也支撐了現今人們投入地方選舉或者罷免的意願——從微小處著手,而仔細地去檢視、修正或者建構,比起追求或塑造廣大而空泛的政治理想,在三一八後的今日或許更為重要,也或許更能逼近公民社會的真諦。

結語

「這個空間對我們來講是動詞。有人來的話空間才存在,沒人來的話我們就變成個人。但大家還是可以來到這個空間,去迎接事件或者製造事件。」作為一機動性及彈性都極大的組織,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嘗試從各個面向上去創造、突破或者實踐。而他們這樣的一段話,某種程度上破除了人們長久以來對空間抑或組織的侷限性的思考,而帶領我們去思考在現代性之下,現今的空間不僅作為權力的展示,而也可能是一處活絡在地情感、討論行動的場域;更進一步,或許我們可以想像,如此的空間中,人們平等而互相尊重,縱然彼此關心的事務不盡然相同,卻共同擁抱著某種關懷,或者透過溝通而逐漸地琢磨出共識,因著這些互相理解,我們於空間之內預設的權力關係才有扭轉的可能;而在空間之外,與人的接觸、對視,在客觀之餘才能溫柔而富有理解性。彼此平等地溝通,把組織內的關懷傳達給他人,也將他人的感受平整地帶入組織,縱然看來簡單,但卻也是每個人身在組織之時,即使難以完整實現卻永不能忘卻的核心價值,而這也是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所帶給我們的最大的啟發。

01、小小專欄:UNFair─馬來西亞學制

UNFair─馬來西亞學制
◎李宛臻

馬來西亞有不成文的潛規則,熱門國立大學、熱門科系又或是高額的政府獎學金,華人僅有成績非常出眾的寥寥數人才能幸運獲得,相比之下,馬來人卻可憑較低的成績取得。


前言


 會特別在這一刊寫一篇關於馬來西亞學制的專欄,原因除了社會系上有幾位馬來西亞留學生外,也和我本身接觸到的馬來西亞人有關。上學期一門討論課上,曾聽到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學姊分享過她的華人身分使得她在當地受到的種種不公平對待,而這也是讓她到台灣求學的主因之一。藉著這次的主題,《廣場》訪問到了去年來台灣留學的馬來西亞學生──李偉奕同學,希望透過這樣的訪談過程,讓我們進一步了解馬來西亞的學制及華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07刊馬來西亞學制 受訪者李偉奕照片 來源李宛臻.jpg

                                                          

受訪者小檔案


 李偉奕,馬來西亞華人,香港城市大學
經濟學系肄業,現就讀於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一年級。從經濟轉學社會學的原因乃是對社會議題有興趣,且希望可以了解實際運作的狀況,而不只是學習經濟學上數學運算或是模型推演。






馬來西亞學制概況與華人處境
 
  根據和李偉奕同學的訪談,可以將馬來西亞的中學分為以下三種:政府學校、私立學校以及獨立中學。而此三種學校分別以馬來文、英文以及華文作為教學媒介,但因為獨立中學的課綱和政府制訂的不同,所以馬來西亞政府並不承認獨立中學的文憑,雖然私立學校的文憑是被承認的,但是並不給予資助,獨立中學需要靠著華人自籌經費去建設,且有限制一定的學校數量,因為政府是希望國民共同學習馬來文,促進民族融合,而獨立中學與其理念背道而馳,堅持華語教學。再者,政府的統一考試因為課綱和語言不同,獨中生要考過考試非常困難,而且馬來西亞有不成文的潛規則,熱門國立大學、熱門科系又或是高額的政府獎學金,華人僅有成績非常出眾的寥寥數人才有機會獲得,相比之下,馬來人卻可憑較低的成績取得。獨中生一般會到馬來西亞私立大學、新加坡或是台灣念書。但是李偉奕同學自己表示,理想的馬來西亞私立大學和新加坡的學費高,這可能是成績比較好且家境允許的人才有的選擇,若是成績較差且家境又不甚豐裕的學生選擇就相對稀少很多。除此之外,憲法更是明文規定了馬來人的特權,像是土地保留區優先給馬來人認購,馬來人不要的話才輪到其他族群;最高元首也規定必須要是馬來人或是穆斯林才有資格擔任。「根據聯邦憲法,每個馬來西亞公民都可以出任首相一職,而不計有關人士的種族或宗教背景。」在憲法裡關於委任首相的部份已闡明,大馬的首相必須是大馬公民,而一位國會議員只要能獲得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與認同就可以出任首相。但目前國陣執政中央,而在國陣裡是由單元種族的巫統獨大,因此在這種政治操作方式下,非土著當選首相的機會是非常渺茫的。種種不平等的待遇,迫使越來越多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往新加坡或是往海外移民。

結語
 
 在社會學中,探討不平等時往往會論及到教育,因為教育是能讓階級產生流動並且使人翻身的機會。然而以馬來西亞的狀況來說,因為族群這種先天的因素造成教育上的差別待遇,華人若想保留原本既有的教學,則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大的成本和代價,而往後前進高等教育的機會又受到身分和語言的阻撓,有資本的人固然可以往海外尋求更好的教育資源,但是無法承擔起如此負擔的家庭又該如何是好?馬來西亞渴望促進民族的融合,卻又單方面地保障馬來人而罔顧其他族群的權益,試問怎麼會成功地促成社會的和諧呢?







03、影像與社會:不能沒有社會學 ──專訪光之路電影公司創辦人、導演陳文彬

不能沒有社會學
──專訪光之路電影公司創辦人、導演陳文彬
◎高睿

「每個人的力量都很小也很大。因為我們在不同的位置做不同的事情,但信仰是一致的,跟著信仰指引的道路行動才能產生力量,改變舊有的不公平體制。」

  走進水源快速道路旁的某條小巷裡,兩排平房中有一間掛著社運旗幟和標語,屋裡燈光略顯昏黃,要是不注意可能就被當成一般的住家,但其實這裡就是光之路電影公司的所在。一進門,我們就發現,這裡實在不像是一般人想像的「公司」,甚至也不算是工作室,而比較像真正一般的住家。只不過客廳左側的白板寫著工作室行程和注意事項,客廳最深處的櫃上放滿了各種資料和書,除了電影相關的書籍之外,還有一些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讀本。《廣場》來到這裡,是為了訪問陳文彬導演,世新社會發展研究所畢業的他,是如何投入影像工作的,而社會學背景又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陳文彬在成為導演前,在各NGO、勞工團體從事社會運動,也曾在台中縣政府工作。後來陳菊邀請他到勞委會工作,引發了他和老婆兩人之間的無數討論。被問及年輕時的夢想,他想到自己高中時翹了很多課去看當時所謂的新電影,非常希望成為像侯孝賢一樣的導演。和老婆說了這樣的夢想之後,在她的支持下,陳文彬就去向那時候他唯一認識的導演鄭文堂學習拍電影,投入了影像工作。他工作的第一部片是公視的歷史連續劇《寒夜續曲》,從打雜小弟開始做起,努力跟著導演學習拍戲的各種技術(偷聽導演講戲、和製片要劇本來畫分鏡表等等)、依照自己對社會學和歷史的了解來幫忙修正劇本,並且在服裝負責人辭職之後開始擔任服裝工作,利用自己大學時所學修改服裝。最後還成為副導演。連續劇拍完後,他得到紀錄片的補助金,開始拍攝自己的第一部片,該片入圍金馬影展,後來陳文彬還取得公視人生劇展的拍攝工作,但他經驗不足、眼高手低,後來的幾部片都以失敗收場,一直到他的代表作《不能沒有你》問世,工作才趨於穩定。

  談到要如何決定電影的主題,陳文彬認為「意念先行」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不能沒有你》就是看完新聞之後浮現的意念──「社會不公平」,就開始去發想。這個故事的定調是什麼?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潛藏的觀眾會在哪?要對話的人是誰?這些都是要一一思索的。接下來就是結構、細節、對白等等技術性的部分。理念是劇本的核心,劇本若是沒有理念則會虎頭蛇尾,或不知所云。特定議題也不是決定電影主題的關鍵,關鍵是如何透過這些社會問題提出其背後的政經結構、導演自己大量閱讀產生的思想以及最重要的──意念。然而這裡有一個難題,即不能讓電影流於「說教」的形式,如何用簡單的話語說故事、深入淺出表達自己的理念,對影像創作者來說是很重要的。至於要讓誰來和觀眾對話,導演說他非常想找豬哥亮來拍電影,因為他很有觀眾緣,而且他可以把創作者的話轉成更多人聽得懂的語言,讓比較不關心社會的人願意去了解這些議題。他可以透過表演來和中下階層的人對話,來告訴大家社會結構究竟是什麼樣的。

  在陳文彬導演的眼中,社會學是從事任何工作都應該具備的「常識」,可以幫助我們抓住問題的核心,然而台灣的基礎教育沒有教給我們這種分析社會的常識與思辨的能力,「學社會學的人是很幸運的,」他說,回憶起當年決定念社發所時家人的不解與反對,「啊你學社會學可以做什麼?」這或許也是所有想學習社會學的人都會遭遇到的質問,對此,導演回答,「我覺得不一定要學以致用,學只是一個過程,而且它一定會有用,只是不知道何時會用到。」雖然似乎是老生常談,但我們所遇到的受訪者都有類似的經歷,似乎對他們來說,社會系學生經常感到「未來能否實踐所學」的迷惘是不需要的。身為社發所的第一屆學生,陳文彬一直把當時所長的理念「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放在心上:「當你進入社會基層實踐所學,你會發現基層發生的事情和你學的東西不一定能呼應,這時你就要回到理論,根據經驗重新檢討,或是推翻別人的理論,或是創造新理論,而終極的目標就是再造社會,再造一個公平的社會。」
  
        導演現在最想對話的人,是這個世代的年輕族群,他說,年輕人要替前幾個世代解決他們以前發展所製造的惡果,然而,面對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年輕人幾乎只能選擇退縮和放棄。他說,他現在的學生基本上有兩種,一種就是窮忙族,另一種是自己知道已經無法翻身,乾脆放棄,只能在線上遊戲中取得成就感。然而,導演還是想對年輕族群說:「要有勇氣,要有信心,不要妥協。不對的事情就要出來講,不要妥協。要有勇氣面對排山倒海的體制和壓力。」而理念在此也依然是最重要的:「你要相信自己的理念,做任何事都要有理念做基礎,因為這個社會太殘酷了。如果沒有理念很容易撐不下去,就沒機會改變體制。」導演的理念,正是我們社會系學生多少都會知道的,「未來的社會應該要減少階級、貧富差距,以及世代不正義。」這樣的改變要如何實現呢?首先要找出「我們」,也就是有共同信念的人,然後集結起來:「每個人的力量都很小也很大。因為我們在不同的位置做不同的事情,但信仰是一致的,跟著信仰指引的道路行動才能產生力量,改變舊有的不公平體制。」

  而導演擁有的力量,以及他所希望的是,告訴更多的年輕朋友,現在的困境、社會的現狀是什麼,把「我們」給找出來。墨西哥左派游擊隊查巴達的領袖馬可斯講過的一句話:「我們是鏡,我們在此互相注視,並為對方呈現。」或許就是「我們」的貼切形容。我就好像是一面鏡子在你前面,我們會互相注視著對方,其實我們在對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並為彼此呈現。做一個演員也是這種心情,陳文彬說:「我今天站在一個舞臺上面,我其實不是在演我自己,我其實是透過我的表演,呈現一個底層人們的狀態,所以我們是鏡。」

  當然導演不敢說每個人都有「社會責任」,但抱有「責任感」的人,必須有自覺,並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還有,他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什麼,可以帶來什麼影響。

  提到現今紀錄片拍攝的環境,陳文彬認為跟以前比較起來其實好很多:「以前買一臺攝影機至少要五、六十萬,拍出來大概是720p、480p;現在的單眼一臺三、五萬塊,鏡頭可以去鏡頭銀行租,一天兩百塊。技術的門檻下降,每個人可以創作的機會增加。人人都可以當導演,拿著攝影機去拍電影、紀錄片、短片、微電影,拍什麼東西都可以。現在紀錄片應該是蓬勃發展的,門檻下降後,我們可以拿著攝影機去講很多故事;它不像劇情片得要有演員、劇本、場景、現場調度之類的。」

  但相對的,紀錄片有個挑戰,就是「你要表達什麼」。導演現在也鼓勵自己的學生用手機拍片;機器隨時就在口袋裡,所以機器不是問題,腦袋裡裝什麼才是問題,要說什麼故事才是問題。
  最後,導演說到「光之路」這個名字,是來自秘魯極左游擊隊「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其揭櫫的階級問題和左派價值即是他的信念,所以取名「光之路」紀念(導演說公司一開始的確是叫「光明之路」,但很多人打電話來問有沒有賣燈管,所以最後改名叫「光之路」。)

  訪談結束後,我起身再環視了這個「公司」一次。發現這裡的空間比想像中還要狹小,燈光依然昏黃,牆壁上貼著幾張導演作品的海報,是客廳內唯一的裝飾。走出屋外看見的,除了進來前就注意到的反核旗幟,大門兩旁的春聯上頭,寫著「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接著,我發現,這不能稱之為「公司」的電影公司附近除了高架橋外真的什麼也沒有,只有「我們」一直存在著。

02、影像與社會:紀錄‧觀點 ──專訪蔡友月教授

紀錄‧觀點
──專訪蔡友月教授
◎陳怡蓁

影像到底會讓你想要講的故事往一個比較好的方向走嗎?
         在決定做影像與社會這個主題的時候,我們搜尋有社會學背景的影像工作者,其中一位便是目前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蔡友月教授。儘管教授目前並非專職的影像工作者,但他曾經拍攝兩部紀錄片,分別為《病房85033》(2007)與《Commitment!練馬可老師與台灣社會學1955~1999》(2010)。這樣的相關經歷,讓我們決定徵求教授同意進行訪談,期待能透過對話切入此次主題,尋找影像與社會的連結。
        走進中央研究院裡蔡友月教授的辦公室,舉目所見,物品堆疊散置在各個角落,教授笑著說最近還沒得空好好整理,但其實我覺得那空間氛圍很溫暖,有居家的閒適感,映襯教授給我的感覺。他用柔和的音調與我們談論他的心路歷程,確切的眼神則直視眼睛,好似他的理念一般堅定。
  教授二十五歲從五專畢業之後,第一份工作是在台中榮總當護理師,在朋友的推薦下自己進修社會學,插班考入東海大學社會系半工半讀。大學部畢業之後攻讀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之後進到《臺灣日報》工作。這份工作不只啟發教授對紀錄片的興趣,也埋下他後來拍攝紀錄片的種子,「到現在我都覺得那三年還蠻快樂的。那時候大家會企劃很多專題,而且大家的質地很像。」工作三年之後,他決定再度回到校園就讀博士班。「博士班那個時候自己在外面工作,有幾個 agenda。第一個就很希望我將來的博士論文是有文字版跟影像版,那是其中一個我想要發展的。」於是他報考文建會的紀錄片培訓計畫,「我大概博一的時候就去考,很難考,比博士班還難考,因為名額很少。它培訓你半年,包括給你機器。」教授認為這半年的培訓是很棒的學習經驗。拍攝培訓的實際進行方式是計畫中的人組成一個團隊,可能是特質符合的人當導演,或是提出拍攝計畫的人擔任導演的工作,最後是由教授出馬擔任導演。
  談到實際的拍攝過程,「它有一些東西我覺得跟社會學是相通的,包括我做質化研究去作田野,那你怎麼在田野裡頭去看事情、去面對人,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相通的。」教授提及社會學的訓練對他在紀錄片工作的幫助。「一個導演怎麼去拍很簡單,(重點是)你要怎麼把它說成一個故事,用影像說成一個故事,對我來講,你不能沒有觀點就進入田野,不然你會迷失在田野。」拍攝紀錄片的過程就像進入一個田野場域,和拍攝劇情電影不同,「這些人的生命是在變動的,你可能拍一拍不見得是你想像的樣子,那個劇本不是事先寫好的。」
  拍攝紀錄片的經驗同時也讓人反思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作田野去問人,即使是告知同意(的形式),一般人的防備心沒有那麼強;但是當你拿著一個大機器、帶著一組人,尤其是紀錄片又不是拍電影,一般人在面對其實是很不舒服的。你要花很多的力氣去說明什麼是紀錄片、那個影像是要拿來做什麼的。」相對於學術研究倫理常常叮囑要匿名保護受訪者,「紀錄片從一開始拿著鏡頭對他,你就知道這不但不匿名,而且你的紀錄片就是要被不認識的人看到。」於是,身為一個導演,必須和被拍攝者建立更深層的信任關係,使人願意在日常生活中面對攝影設備。
  再者,從學術研究到影像工作,其思維邏輯和運作方式都是不一樣的。「你要學會用畫面、空間去講故事。影像很多東西是用視覺,怎麼吸引住觀眾的視覺,帶他們進入。」學術研究相對來說比較制約、比較理性,將學者式思考帶進紀錄片,可能會讓觀眾看不下去,「重新學習用影像思考,是蠻快樂的,讓我有一些新的刺激。」透過影像呈現議題背後的不為人知的故事,並藉由影像與更多人對話是教授的初衷,「我把影像當成社會介入的武器。可能我有一些觀點想說,但不擅長搞社會運動,可以透過影像把一些學術上比較shock的觀點影響一般人。」
  不只影響一般人,影像工作者也嘗試藉由紀錄片挑戰社會學常討論的權力關係,但是如何拍攝與如何呈現,其實最終是反映導演的觀點,「像我拍醫療糾紛,最後那其實是我的觀點。越拍他們(被拍攝者)越 involve 進去,他們會覺得這是他們可以控訴的工具,他們會說導演怎樣怎樣。但最後的判決在你自己的觀點,因為這是你的作品。對我來說,那跟好的研究是一樣的。經過你自己長期的觀察,你的觀點不見得跟他們都一樣,可是你為什麼要這樣講,你自己有一個可以站得住的基礎。」蒐集資料、理解相關背景脈絡,甚至是判斷受訪者話語的可信度,都是導演必須要做的功課。經得起公眾輿論的檢驗,才更有力量動搖權力結構。
  至於在影像思辨之後是否期望觀眾有所行動,則並非教授主要目的,他希望透過影像刺激比較多人討論,然後進而反省,喚起過程中結構的問題。當我們問及為何後來關於蘭嶼的研究有沒有影像版的時候,教授的回答則切入其他的思考面向:「影像到底會讓你想要講的故事往一個比較好的方向走嗎?」舉蘭嶼的例子,「蘭嶼是高度被研究的對象,高度被研究所累積的影像未必讓他們更好。想更多的時候,你就開始沒辦法那麼單純地拿起機器就拍。」儘管如此,教授仍向我們透露其他拍攝計畫,「我現在有繼續拍,可是從拍攝到剪(剪接)下來跟你寫一本書、一篇論文花的心力是一樣的。我現在都是拍,還沒很用力地想把拍的東西拿出來。」他強調「如果你要拍紀錄片,一開始就要知道這不是拍好玩的,是要跟公眾對話。除了要嚴謹,也要花很多心力做這件事。」於是我們只能靜觀其變,抱持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等待新作品發表。
  訪問的最後,我們讓問題的主軸回到社會學的部分,問了對教授而言社會學是什麼,「就是一個看世界的觀點吧。小的時候會被社會學的知識吸引,覺得觀點很銳利。現在可能比較老了,覺得社會學本身也有限制,就是一個觀點這樣。」他說社會學讓他看到事件背後比較深沉的結構,是真正形塑問題的根本原因,而非窄化的理解框架,「我以前在臨床很多疑問,可是不是心理學可以解決的,社會學讓我看到問題的根源原來在這邊。」我們進一步追問教授認為社會學的限制在哪,他先回答作為一位社會學者對人生規劃的限制,「我覺得還蠻多限制的。就像我現在(如果)要做一個好的社會學學者,它就剝奪了我去拍片、剪接的時間,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限制。」接著,才提到社會學本身的限制,「另外,同一件事情可能有心理學的思考、社會學的思考等等不同的思考。我現在慢慢比較接受跨領域,以前都會覺得社會學(的研究論點)做得比較好,現在比較謙虛,如果社會學太強,我覺得會變得非常 dominant。」對教授來說,最初社會學吸引他的是那銳利的分析角度,但在年歲漸增且累積豐富閱歷的現在,教授表達若僅抱持單一觀點的侷限性。教授的回答是一種提醒,提醒我在用社會學的角度看待事情的時候,也要適時反身性地審視社會學作為各種觀點的其中一種本身的限制。

        依循對話的脈絡跟隨教授一路走來,從一位護理師到平面媒體工作者到社會學者再到影像工作者,他的生命歷程有許多次轉折,然而每一步嘗試與改變都彼此關聯,一步接著一步,「現在很高興自己的生命轉來轉去,可能在媒體、在醫院工作過,這些不一樣的養分反而可以讓我看到社會學本身的限制。」未來,教授還有許多想做的事,「對我來說一個好的研究像古典音樂,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些東西被留的比較久,研究出來的知識是一個、影像作品也是一個,有一些經典作品可能十年、五十年之後別人還是要看。」於是,在結束與教授的訪談之後,我發現影像與社會、紀錄片與社會學研究,看似是兩種實踐理念的不同方式,其實互相涵養、彼此鑲嵌。不必刻意尋找兩者的連結,只須憑藉自身感官體會箇中滋味。

01、影像與社會:影像就是證據 ──專訪李道明教授

影像就是證據
──專訪李道明教授

◎ 莊凱筑


視覺的東西是拍下來的,所以它是證據,我們可能會從整理這些影像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所沒有看到的、視而不見的東西。

李道明老師為臺大社會學系法學士、美國天普大學廣播電視電影藝術碩士,目前在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及科技藝術研究所擔任教職。老師曾經製作和導演過多部紀錄片、劇情片以及電視節目,包含《矮人祭之歌》、《鹿港反杜邦之後:一些社會運動工作者的畫像》、《人民的聲音》、《臺灣人民的歷史》等。

為甚麼會念社會學?

我念社會學是因為我農化系不想念了。那時候也不想去哲學系,所以社會系似乎是個還不錯的選擇。我直接去找系主任談,他接受我,就轉過去了。是平轉,三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對社會學有甚麼想法?

那時候的社會學和現在不太一樣。那時候的社會學比較「單純」,意思就是說那時候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韋伯、沒有那些東西;那時候的社會學是國民黨控制下的社會學。社會學被認為是要做社會工作的,那時候也還沒有社工系。社會學變得很簡單,像是婦女社會學講得就是國民黨婦工會的那一套。

為甚麼畢業後會轉去念影像?

我在高中的時期就開始讀電影相關的書、寫電影相關的文章。看了電影就喜歡電影,又讀了《劇場雜誌》,知道國外會怎麼樣談電影。就是文青嘛。

我本來就是要念電影,但是臺大沒有電影相關的系。社會系似乎是比較好往那個方向走的選擇。那個時候我一邊唸書,一邊在做電影相關的東西。我那時在編《影響》雜誌,那是臺灣七零年代比較嚴肅的電影雜誌;我從大二開始參與,大三、大四就一邊念書一邊編跟寫電影的東西。我也在《臺大青年》還有《大學論壇》寫電影的文章。臺大視聽社早期沒有電影,我們就在視聽社成立電影組。

我到美國去念書,一開始是念大眾傳播。因為我出去的時候,正好是臺灣電影非常糟糕的時代。瓊瑤的電影盛極而衰,已經垮了,變成一些黑社會電影、一些糟糕的電影在流行,整個電影界是被黑社會所把持的。所以也不確定要念電影,就先念大眾傳播。而且我也還沒有甚麼作品,就也蠻心虛、蠻辛苦的。結果在費城的天普大學接受了我,因為我過去寫影評的資歷。天普的廣播電視電影系是美國的前五大,以紀錄片為有名;我同時修了電影的課程,老師們都認識我、知道我的能力,所以一年後我就轉過去了。

為甚麼會想拍攝紀錄片?經常拍攝的主題為何?

我的學校是天普,天普的人類學是以美國比較少數的視覺人類學為主,所以我也上過相關的課程。我的老師也是拍民族誌電影,所以我對這方面很熟。那時候(在臺灣)也沒人在做原住民相關的紀錄片,頂多是電視節目,所以也覺得這是值得做的。

我(從美國)回來馬上就有工作做;光啟社七、八月時在找人,我十月就進去了。回來後先幫光啟社做紀錄片,做了三年。那時候高棉跟越南在打仗,我到泰國邊境的難民營幫天主教拍一個紀錄片,就是後來的《殺戮戰場的邊緣》。那時候剛好很多難民營的慘狀慢慢被揭露,因為《殺戮戰場》這部電影的華裔演員,吳漢潤,獲得了奧斯卡獎,所以大家對於高棉的難民都很同情,也很注意這個問題。我就在臺灣拍了這部比較被大家知道的紀錄片。

我的電影大概三分之一跟原住民有關,三分之一跟環保、環境有關,三分之一跟臺灣歷史、社會有關。跟原住民有關是意外的結果,是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認識了胡台麗,他說他要回臺灣拍人類學的電影,之後就找我跟他一起合作拍他的第二部片子。和他合作拍了《矮人祭之歌》,是賽夏族的,之後又拍了第二部《蘭嶼觀點》;因為這兩部的關係,所以對原住民的題材比較清楚、了解。

之後也陸陸續續做了很多。因為公共電視的前身正在籌備,有一些拍紀錄片的節目,他們也有各種需求,所以我也做過像是音樂家的故事。雜七雜八,反正紀錄性的東西都做。劇情片因為中影有找,所以也拍了一些。總之當時就在各種因素之間打轉。打轉了兩、三年後,有朋友找我去學校教書,就去了文化大學教了六年的書,一邊教書一邊拍片。教了六年也培養了一些人,後來這些人畢業後就跟著我。我成立了「多面向藝術工作室」,他們就跟我一起做紀錄片。一邊幫電視做,一邊利用那些人力和設備做我自己想做的紀錄長片。大概1999年之後的十年、十一年的時間就在工作室拍了幾百小時的電視的東西,以及十來部紀錄長片。就是這樣。

最後就是跟張茂桂一起做回顧戰後臺灣五十年的(影片)。2000年,臺灣進入二十一世紀,也是戰後五十多年,所以就來做一個總結。看看臺灣到底在政治、社會、教育、經濟、原住民等等,還有環境,這些各方面的發展的狀況。2003年,又被公共電視找回去做《臺灣人民的歷史》的一系列的紀錄片。所以,其實歷史也是我關注的方向。

透過紀錄片,想要傳達甚麼樣的觀點?

因為我大概從小就不是聽話的人,所以國民黨的那套,我一直都很痛恨。所以就希望那些社會的不公不義能夠透過影片傳達出去。像原住民(的影片)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傳達原住民的聲音;環保的話,現在就是要呈現環境上面的問題;然後,歷史部分當然就是希望能重新評估整個歷史的解釋、歷史的發展,不是被國民黨的觀點所壟斷。基本上就是這樣。

社會學的背景對拍片有甚麼影響?

噢,當然有!第一個就是會比較知道(如何)做研究啊,因為那時候我有學社會統計嘛,所以會了解這些東西。我是念理組的,邏輯、數學還不錯,科學也算是有足夠的知識,文學的部分自己也有涉獵,又在社會學受到了訓練。基本上,我可以比較充分地去應用我的學識跟技術能力來去解析問題,去處理那些社會性的議題。所以會比較理性吧;那時候臺灣的很多人都是直接衝進去當社會運動裡的一份子,我就會比較抽離,會從外面的角度來看問題,不會一股腦子就衝進去。不像綠色小組那樣子,他們就是變成裡面的activist。就不會說只支持一方,而是從整體來了解各方面的問題。

影像和文字的敘述方式有何差異?

視覺跟文字是各有所長,具象的東西很容易讓人們透過他的視覺去看到你要給他看到的東西,而他要自己去得到⋯⋯不是結論,但是或許是你想傳達的東西。但是是比較sensational的、不是reasonable的東西。所以這兩個是很不一樣的媒體。視覺人類學必須要在視覺的這塊想辦法達成語言所不能達成的東西。

那當然,視覺的很多東西是⋯⋯像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監視器,它是evidence,它是一個證據。在做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觀察的時候,我們會有已經有的一套理論、模式,所以只會看到我們想要看到的東西。比如說我們現在去看一個道教儀式,那我會先從我已經知道的關於那個儀式的東西開始看;所以很多你原先不知道的東西會被你忽視,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那東西的重要性。我們會有先入為主的看法,去影響到我們看到的東西、注意到的東西,我們對某些東西是視而不見的。這是社會學、人類學先天最大的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是先有理論,然後再靠那個理論去看東西。看到的東西是用文字寫下來的,所以你記的東西是轉化成為抽象的。那視覺的東西是拍下來的,所以它是證據,我們可能會從整理這些影像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所沒有看到的、視而不見的東西。當然它也是會有一些盲點,因為你也是先有一套想法才去拍,所以有些東西你不會去拍到,你根本沒想到那東西的重要性。所以不管你在拍東西或看東西,用觀察或是用設備去紀錄,基本上還是受到背後的一套思維在控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我們都是要累積非常多的經驗,然後靠大家在不同的領域互相提出一些不一樣的看法,慢慢累積才有更豐富的對於不同事物和文化的了解、解釋。



04、交換生:全球化下侷限的國際觀


全球化下侷限的國際觀

◎ 張容瑄 李宛臻

   在失根的狀態之下,往外探索的東西將無法反饋到自身的處境,也無法回過頭來解決在地問題,成了所謂「無根的國際化」。


   「你具有國際觀嗎?」現今的社會視「國際觀」為重要的競爭力,無論是職場還是學校,都大力提倡其重要性,彷彿不具備國際視野就是井底之蛙,僅有淹溺於人群中的結局。

   還記得曾修過的一門課上,請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教授與我們分享的一個概念──亞洲國際觀的侷限性。概念大致上是亞洲國家往外看只看到歐美先進國家,往內看只看到中日韓三國,當我們談到國際觀的時候,腦子裡浮現的地理區塊常常都只是這些地方。有沒有人認為,台灣所擁有許多東南亞異國文化風情的餐館或是商街,是很「國際」的?當許多東南亞移民移工走在街上,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交談時,是很「國際」的?甚至應該是要這麼問,為什麼這些就無法稱上「國際」?卻反而會讓人皺起眉頭,視為落後的象徵?而一個金髮碧眼的美國人走在街頭,不用多做些什麼,彷彿就是一種「國際」的典範?

   在訪談學長姊的過程中,我們也頻頻聽到這個詞彙,卻也開始質疑它所代表的意義。為了提升「國際觀」,大家會選擇出國,然而前往的國家卻多是歐美,對於鄰近的東南亞卻無人聞問。「國際」在大家的眼中似乎有了侷限,彷彿踏過異國土地後觀點便會有所不同。我們選擇訪談系上的林傳凱助教,希望能更認識現今「國際觀」中的矛盾。傳凱助教在一開始便點出了一個重要問題──他認為對於國際的觀點,很大部分在出國前就養成了。出國僅是在這樣的基礎下去修正或補充,很大部分我們對於國際的了解其實來自教育和媒體之中。對於交換學生或國際觀,他認為必須要思考兩點:第一點是要去質疑這些國家真的代表國際嗎?該國家或許僅反映了單一面向的觀點而與真正的國際觀有所落差。第二點則是交換到國外、待過一段時間後,就真的算是了解當地嗎?如果沒有,這樣「交換」似乎也失去了意義,不僅無法挑戰自身原本就固有的認知框架,得到的也僅是種虛胖的國際觀。最後,他也強調在談國際化之前,對於自身歷史與土地的了解是很必要的。因為在失根的狀態之下,往外探索的東西將無法反饋到自身的處境,也無法回過頭來解決在地問題,成了所謂「無根的國際化」。

 由此我們應該要有所認知的是,「國際觀」絕對不是拿起一張地圖,卻只對歐美國家或是中日韓三國著上顏色,也不是操著滿口英文侃侃而談,把手機介面改成英文就擁有了國際觀。從地理的角度來看,世界如此廣闊,其中每個國家的文化與語言都是獨一無二又承載著相當珍貴的歷史,我們為何要故步自封,把視野限縮在僅有的幾個先進國家?國際觀從來不是希望培養出一群只會追捧強國勢力、對小國嗤之以鼻的目光短淺之人;相反地,是想要培養出擁有宏觀視野的人們,能夠在面臨不同問題時,跳脫出既有的立場,用較為全面的觀點來看待事情而不陷入狹隘的死角。如同語言不該只以英文為大,而忽略其他語言的精妙之處,不同語言往往會連帶改變種族的思考方式;地理上也該橫跨五洲,實際了解不同社會生存的樣貌。

 當我們做到這一步時,才能很放心地告訴自己──「我所擁有的國際觀並沒有被侷限」。



03、交換生: More – 那些被漏掉的小故事

– More –
那些被漏掉的小故事
◎ 張容瑄


■ 劉宸邑 澳洲墨爾本大學    
   澳洲的國際交換生非常多,在學校反而很少遇到本地人。他們的選課很有趣地允許衝堂,只要你認為你cover得了學校就願意讓你選。墨爾本大學的雙輔修風氣很普遍,對他們來說,社科院的知識就好像通識一般,是真正落實在生活中的。澳洲是個移民很多的地方,卻同時具有種族歧視,非白人到當地找工作多僅能從事「黑工」──也就是不具最低薪資保障、無契約的工作,蹲廚房洗碗是很常見的情形。


■ 劉岱欣 德國馬堡大學
   我其實是以訪問學生的身分到德國,有些是透過學校管道,而我選擇的是自行申請。馬爾堡大學是個大學城,也就是整個城市都是大學(德國大學幾乎都是如此,只是各邦會有微小差異)。在那個邦裡只要持學雜費的票紙就可以免費搭乘交通工具,而且馬爾堡大學的票紙算是德國數一數二厲害的因為可以搭到很遠的地方。還有比較有趣的是對當地超市來說,開到晚上12點是很大的噱頭,因為他們店都很早關,再加上因為超市周日不開所以每到周六店內總是會擠滿大批大批的採購人潮。


■ 張希慈 中國北京大學
   我高三到大一的時候有去過大陸偏鄉的甘肅和廣西做志工,那時候就看到一些教育的問題。所以大二大三的時候針對中國做過蠻多研究,不管是申請中國大陸學程還是交流團也好,看得越多越會希望能用不同視角去理解,因此之後決定交換。北京學生想的事情其實比台灣想像的更豐富,雖然在執行上阻力、難度會比較大,學校和政府也不支持,但也不代表他們沒有在思考與成長。我覺得社會系的學生如果有多一點在社會上面脫離校園、學生身分的經驗多一點,對於未來的就業想像會大很多,比較不會被侷限,也更能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


■ 李雨衡 美國加州大學
   加州大學一年有三個學期,但中間的休息時間都很短,而且進度也因此相對很趕。學校同學的團體合作性非常好,而且因為學費很貴所以都很認真。他們通常因為必須還學貸,所以課餘時間都會去打工。而當地很風行「兄弟會」和「姐妹會」,通常是單一性別成員,很像社團但入會有些限制,例如比較課業取向的會要求成績,極端一點的會規定白人或家裡多有錢才能參加之類的,而且通常會員們都會住在一起。在交換期間也曾有過因為勸室友開party不要開太晚而被種族歧視的經驗,但一般在校園內較少碰見。


■ 陳琬淋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
   喜歡音樂的人很推薦來丹麥,因為很多Jazz Bar/ Livehouse 都沒有入場費。春夏天更棒,從四月到九月每個禮拜五都有FridayRock,台幣一千五看到飽。丹麥的學生很自治,每個系都有自己的公共空間,學生可能就會自己開一個酒吧,像社會系當時就有Volunteer Café,每天就找一些志工去做麵包煮咖啡,然後利用賺來的利潤營運Common Room. 另外丹麥的英文很普及,學校裡的課程絕大多數都用英文授課,就連路邊賣熱狗的阿嬤英文都很好。而且因為國家會給年輕人零用錢,所以他們很常去做志工和出國探索,同齡的經歷會很豐富、思想也比較成熟,常常要自己生活、自己找工作房子。

■ 林雨萱 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
   當初因為法語組比較少人申請,而且門檻沒有太高,所以之後就到比利時去交換。因為比利時是歐盟總部所在,所以那邊有一門課是「國際關係」會去參觀歐盟總部,那門課很搶手但因為我沒搶到所以沒有去參觀。比利時人很靠自學,上課不是全都教授講,而是互動很多學生很常發言。比較不一樣的是選課,台大選課是前一個假期就開始選課,而且版上會有很多評價,但那邊好像沒有評價平台,只能透過系上學長姐口耳相傳,課程資訊比較沒那麼多。

02、交換生:午後淺談── 國際交換生的那些年那些事

午後淺談──
國際交換生的那些年那些事
◎ 張容瑄


“ The use of traveling is to regulate imagination by reality, and instead of thinking how things may be, to see them as they are.” ─ Samuel Johnson


   在了解完交換生制度之後,我們發現因著種種原因,系上出國交換的人數比例確實比較低。這樣的結果讓我們不禁好奇,是什麼動力讓出國交換的學長姊做出這樣的決定?而經過半年到一年的交換後是否真能得到不一樣的收穫與體悟?透過台大國際事務處的資訊,我們很幸運地邀請到幾位系上的學長姊與我們聊聊,分別是前往美國加州大學的林雨衡學長、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的林雨萱學姊、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陳琬淋學姊、中國北京大學的張希慈學姊、訪問德國馬堡大學的劉岱欣學姊以及澳洲墨爾本大學的劉宸邑學姊。期望能透過他們的經驗,一窺交換學生的種種以及各國課程上的差異。

■ 為何想交換?


   出走源於一種動力,而逃離也需要養分,對於這些學長姊來說,每個人都有他們選擇出走的理由。


   「我想要的是對一個地方體系的了解,想知道念社科院的人在別的國家有什麼角色。」
「可以增廣見聞開拓視野,因為之後也沒想過要唸碩士,所以覺得如果現在不出去,以後好像也沒機會能在國外待那麼久。


   由於交換學生相較於留學而言可以省下不少學費,再加上能親身浸淫於異國風俗與文化,短時間的交換成了許多學長姊的折衷方案。前往北京大學交換的希慈學姊就表示半年的短期交流跟三四年的長期交換是不同的,短期的活動參與於她而言依舊如「外來者」一般,無法以當地人的眼光去看待社會議題;但透過交換學生,她能有機會以一種半外來者、半本地人的角度看到一些不同的事情。因此,基於對中國議題的興趣,她選擇實際走北京,期望能以更深入的視角切入,並延續其從高三到大三對中國的興趣跟問題。


   雖然有家庭支持、學費便宜等其他助力影響,然而多數的受訪者仍舊因著對於他國文化的好奇而有了交換的動力,也期望能夠藉由親身體驗更了解另種文化。


■ 選擇交換的方式與時間點?


   經過一連串訪談之後,很有趣地,我們發現系上學長姊多半是以「校級」而非「院級」的方式申請。學長姐普遍抱怨「院級交換生」的相關資訊提供不足,也很少宣傳;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其所開的學校名單不夠多元,並沒有在學長姊的考量名單之中,所以導致多數人選擇以校際管道進行交換。


   除了交換的方式之外,我們也很好奇他們究竟是何時開始準備,甚至是決定「出逃」的呢?而他們理想中出國交換的時間又為何?對此,前往澳洲交換的宸邑學姊覺得要視個人的決定。因為如果想純粹去玩可以選擇大一大二去;但如果想更深入可以在大三大四才去,因為已經對所學的東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價值觀,也才不會一味的接受並學會去思考。受訪的學長姊有的是延畢、有的是大二大三開始計畫後並在隔年出國,但多半集中於大三大四。對於交換的時間點,學長姐們多數建議可在大學生涯的後半時期,甚至是在碩士班,因為相較來說壓力較小,也較不會影響學習。

■ 當地學風與師生互動的差別?


   不同學校、不同老師學生,在不同的環境之下,學長姊們也感受到特別的氛圍。丹麥的琬淋學姊特別提到:「台大很像他們(丹麥)的高中,大家可能會去玩社團之類的,但在丹麥他們這些高中時就已經做過。大學生已經開始想工作,所以有些已經有student job。」除了開始考慮工作,「休學」在丹麥來說也習以為常,因為當知道自己要什麼之後,出去走走與體驗是很被鼓勵的。而在另一端的北京,希慈學姊表示北大學生就如同大眾的想像般非常積極認真。團體報告對當地學生來說比較陌生,雖然授課較為單向式但進度卻很快。她也提到北大的外籍學生非常多,而激烈的競爭也導致這群學生思考得很廣很豐富。


   分別前往澳洲與德國的學姊們也感受到師生互動上的差異。「學生發表和問問題很踴躍,不會覺得老師一定是對的或學生一定是錯的。」澳洲的課程很重視討論,就算學生講得很沒內容也沒關係。岱欣學姊則強烈的感受到德國學生的活潑,「學生很踴躍發問,老師也很願意互動。」無論是相似還是相異處都對他們造成了不一樣的衝擊與印象。

■ 課程內容的不同?


   同樣是社會學系,國外在課程和想法上是否與我們有著差異呢?前往社會福利國家丹麥的琬淋學姊就笑著表示:「這裡社會系蠻難考的,因為丹麥福利國家薪資不會差蠻多,所以不會大家都擠去唸醫學院。」因為稅金高昂的緣故,人民從小就會能從政府領到零用錢,市場上的薪資也會有所管控;再加上民主化的落實,使的當地人對於政治有很高的參與度,同時期望未來能改變社會。「他們很相信你有倡議的權利,然後你也真的能影響政府,不像我們抗議老半天但都沒什麼用。」除了這樣的差別之外,她也發現丹麥相較於台灣而言談論較多國際上的議題。


   在美國修了都市社會學、女性與家庭等課程的雨衡學長則覺得大體上並無差異,只是「文化背景不同,舉的例子是美國當地的。」宸邑學姊則覺得澳洲的社會學理論課程比較多是概略性的觀念,感覺較不扎實,然而文本依舊不少,而眾多的討論課也讓學生有了不得不唸的壓力。比較特別的是,前往北京的希慈學姊選擇用課餘時間前往其他學校旁聽。「那時候我只選了四學分⋯⋯不一定是在北大,也有去清華、人民大學,有去不同學校聽不同教授上的課。對我來說那時候我沒有把課業放成最重要的事情,反而是他們怎麼上課跟怎麼教課是我比較感興趣的。」由於原本就對「管理與勞動」和「社會企業」這一塊非常關心,所以交換至北京的期間,她不但修了「社會企業家的精神培養實驗」課程,也積極地前往企業參訪和拜訪更多社會企業家。


   雖然課程內容上是否有差異或多或少與學校的風格、教授們的專業有關,然而透過學長姊們的分享,我們也因此認識看待社會學的另一種視角。

■ 對自身產生的影響?


   生命是種累積,而每一段旅程都會在沉澱後浮現出新的意義,對於這些學長姐們來說,過往的這段交換經驗或多或少都對生命產生了某種影響。「你去北大有點像是以一個個人的身分到一個學校去,然後你沒有一定要做與非做不可的事情。」希慈學姊很認真的說,「我覺得就會回到你真正最純粹你想要變成怎樣的一個人的狀態去做事。」褪去了他人的期待,放空生活,她透過當背包客、去當地教養院做志工,用一個遊走在各個群體的身分,發現了自己對於寫作的熱愛。「如果我一直沒有出去的話我可能不會有那樣的機會,可以去意識到這件事對我有多重要。」


   同樣是去交換,前往丹麥的琬淋學姊則因此對未來有更清晰的想像。「之後工作會想回亞洲,雖然這邊感覺好像什麼都很好,但還是缺少人情味。」雖然在當地可以練英文和學會融入其他文化,但她認為:「生活方式就是不同,所以還是會很懷念台灣的生活。」在交換期間唸國際發展的她,因為這趟交換經驗,決定未來仍舊回到亞洲,用所學與所見所聞解決更多社會上的問題。


   無論是給自己時間抽離、意識到未來志向,還是學會包容多元文化與顛覆自我的價值觀,交換的經驗給予學長姊們再次審視自己的機會。「如果沒有⋯⋯我就不會⋯⋯」不論是否符合當初的期待,過去的種種在不知不覺竟成了走向未來的養分。而你,是否也曾踏出一步為自己勇敢一次呢?

■ 還有機會的話希望交換到哪裡呢?


   過去在申請時,難免要考量到家人、經濟狀況,甚至是種種成績和語言門檻。有的學長姊順利申請到心中最想前往的國家,也有的因為各種限制不得不採取折衷辦法。如果,再給他們一次機會,他們的選擇是否會有所不同呢?


   「我會想去北歐。」宸邑學姊篤定的說。當初因為成績因素無法前往第一
志願芬蘭的她,如果還有機會很希望能夠去,因為她很想實地感受北歐的教育與價值觀。而在美國交換的雨衡學長則因美國所需花費的交通時間過於冗長,所以下次很希望能夠到歐洲交換。「會選歐洲是因為可以看比較多。」因為英文都通,再加上交通便利,他認為去到歐洲能有機會體驗得更多更廣。當然也有人很滿意申請到的國家,像是琬淋學姊就因此決定留在丹麥唸完碩士。而希慈學姊則是採較開放的態度,她不會特別「希望」去哪個國家,因為她覺得只要自己不後悔花了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做這些事情就足夠。


   至於被問到建議學弟妹們前往哪些國家時,大部分人都認為要視個人的生涯規劃與選擇。「我覺得要看你希望得到什麼欸!」宸邑學姊在訪談時就分享她一位同學去到歐洲某個國家,但把宿舍租給別人,一個人就跑去歐洲到處旅遊。琬淋學姊則覺得無論最終選擇哪個國家,都建議多留在當地好好探索。因為要玩樂的話未來有很多機會與時間,「每個禮拜都到處出去玩,我自己會覺得這樣很可惜。」無論是去哪裡或是用何種方式體驗,只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方向和目標,他們就覺得不會因此而後悔。


■ 送給想出國交換的學弟妹們一句話吧


   當被問及有什麼話想送給學弟妹們時,受訪的學長姊們都不禁笑了出來,卻也接著沉思了好一陣子。「有機會就盡可能出去看看,不用想太多,因為出國交換學到的東西雖然不會馬上就派得上用場,但在你生命的某個時間點它就會自然冒出來。」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交換、現為師大翻譯所學生的雨衡學長表示。在美國的一年經驗,讓他對於現今的翻譯工作有更多的觸發,一個個的字句總使他與過往的自己再度有了連結。有的學長姊覺得要顧慮到家庭的想法,也有的提醒學弟妹們要提早準備相關申請資訊。前往德國的岱欣學姊則覺得:「很多事都是要到當地才能體會,所以如果只有那個機會的話要努力做做看。」她覺得要好好把握能出國的機會,「因為很多機會妳可能放了就走了。


   對於唸社會學的同學們,希慈學姊特別想分享一句話:「不要怕把手弄髒,才能把世界變成你想要的樣子。」她覺得社會系的學生一般都蠻理想主義,因為所唸所學訓練我們要具有理想主義,「但理想主義的結果就是我們對很多事情不願意去看。」或許這個社會就是官商勾結、充滿不公不義,但如果這麼潔身自愛,她覺得那就什麼也改變不了。所以,要試著去跟任何人打交道、學著跟人談判,這樣才具有改變的可能與力量。「但你要去知道什麼事情是你不能動搖、最在乎的是什麼,在交換的時候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機會去做這件事。」

   透過訪談,我們藉著學長姊們的思緒與經驗認識了一個又一個國家,也從中發現許多與台灣的異同。交換學生的這一段時間,就如同一場時間稍長的旅行,方式可以不同,啟程的理由也因人而異。然而不可遺忘的是自己最初想追尋的問題與意義,因為一旦忘記,就很容易迷失在異國文化裡。交換不是為了教我們崇洋媚外,而是期望透過實地走訪,打破偏見重塑原本的價值觀,透過自己的腳與眼,實際踏過、感受過書中沒教的真實,這才是為何要出國的目的。或許就如同學長姊所分享的,唯有把手弄髒、把握機會感受世界,才有辦法在回頭後看見更清晰的自己。









01、交換生:來去社會學─ 論社會系交換現況

來去社會學─
論社會系交換現況

◎黃士玨






    近年來學校為了推廣國際間的交流,交換學生、訪問學生、暑期課程等計畫如火如荼地推動。記得B02屆剛進社會系的新生說明會時,系主任柯志哲教授曾提到,社會系的學生,不知為何參與校級、院級交換出國的人數比較少,但系上仍是有相當的資源,鼓勵大家踏上國際舞台,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也踏出舒適圈挑戰自我。但事實上,有許多人若沒有出國交換的動機,其實會對於現有的管道感到陌生。而這篇文章,主要介紹身為社會系學生, 有哪些管道可以出國交流,還有各自的優缺點之初步分析。


交換學生制度


    目前最大規模的交換制度是由學務處國際事務處主導的「校/院級交換學生」制度,提供學生出國半年到一年的留學機會,藉由雙方學校篩選學生素質,在簽約學校之間交換相當的名額人數,促進交流。想要體驗出國半年至一年的讀書經驗,只要繳交本校的學費跟負擔國外的生活費,即可以修習國外的課程。唯簽約的各校會開出條件:錄取的學生所屬學院來源、語言能力的要求、學習計畫的安排、GPA成績排序,學生照自己想要交換的學校準備必要條件。
想要交換的大宗還是以這管道出國,而且校級交換跟院級交換都可以申請,之後擇一錄取(不得重複),機會充足。2014/15學年度校級與院級申請通過人數達595人,其中社會系學生占2名。


訪問學生制度


    訪問學生制度與交換學生制度類似,甚至比交換學生更具彈性,不限定跟台大簽約的學校,只要該校有開名額皆可申請。只不過除了負擔本校的學雜費,還得給付申請的外國學校訪問學生費用。

人文社會科學優秀人才跨國培育計畫


    教育部為了培育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研究人才,全計畫每年有十多位名額,在嚴格的資料審查與推薦函篩選之後,若通過初審之後,還得進入複試,通過才能接受講習訓練。講習訓練修畢而且成績合格者,得以分發至指定的大學;因為指定大學都是歐美一流的學院,而該計畫是為了培育研究人才,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學科背景都可以申請,在申請時還得備有研究計畫,以便出國時接受訓練而且能夠做研究,門檻算是諸多選擇內最高的,學習的資源也是相較豐富的。


東亞青年社會學者論壇交流


    每年八月,由台灣大學、日本京都大學、南韓首爾大學社會系輪流主辦工作坊,每校都由教授領軍,派出約十位學生(大學部居多)發表獨立研究,並且交流東亞社會學界的狀況。兩個禮拜的交流,除了會發表學術成果之外,還有相關田野或博物館參訪,以介紹該國的文化。這短時間的學術工作坊,會由系上老師挑選有興趣參與獨立做研究的人,是個磨練大學間所學的好機會。



每年人數
時間
修學分
補助
申請機會
交換學生
全校數百名
半年~一年
有獎學金
訪問學生
無限制
半年~一年
無獎學金
更多
人才培育計畫
至多20幾名
一年
有獎學金
需要競爭
論壇交流
約10名
兩週
參與補助
需要挑選


小記:社會系學生到底為什麼比較「不踏出國」?


    從統計數據來看,社科院中社會系與社工系交換出國人數差不多,最多一屆不超過五名,相較之下政治系與經濟系動輒三四十名,占社科院主要的名額,在此柯主任曾表示希望大家多接觸國際舞台,我們也訪問了蘇國賢教授,詢問為何社會系學生較少交換出國。


   蘇國賢教授表示可能在經濟因素上,學生需要負擔出國生活費,至少還要負擔二三十萬,因此就篩選掉「沒辦法負擔出國費用」的學生,加上英文(或其他)語言門檻,系上課程較少注重這塊,光是這些就足以逼退許多學生。還有,系上對於生涯規劃並非如其他系有高比例強烈的野心,有些人為了去美國讀管理碩士,會提早先交換去適應環境,系上同學較少人有這種野心。當然有些同學較晚才準備,大五才出國,教授表示,如果為了出國而延畢,又不是拿多的學位,這樣還滿浪費時間的。倒不如準備好申請國外的研究所,省下交換出國的錢,也是一種可能。

    系上除了教授所說的可能因素之外,也能感受到一些社會系學生「更重視鄉土」,不會如管理學院所流行的——一窩蜂出國交換,拓展國際交流經驗——而是先理解自己生長的土地,才放眼國際;因此有許多同學花費寒暑假、學期間參與各地NGO組織的實習,或到鄉下一起耕作,感受生產農作物靠天吃飯,與土地緊密連結的真實感。走上國際舞台之外,社會系看似更流行的「深耕在地」。一方面,社會系四年的訓練不若管理學院強調國際交流以及英文訓練,教學內容也重視在地脈絡地關懷本土,因此,出國流行的程度大致可知一二。透過這一次的整理,希望能給系上有興趣交換出國的同學理解出國管道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