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就是證據
──專訪李道明教授
◎ 莊凱筑
視覺的東西是拍下來的，所以它是證據，我們可能會從整理這些影像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所沒有看到的、視而不見的東西。
李道明老師為臺大社會學系法學士、美國天普大學廣播電視電影藝術碩士，目前在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及科技藝術研究所擔任教職。老師曾經製作和導演過多部紀錄片、劇情片以及電視節目，包含《矮人祭之歌》、《鹿港反杜邦之後：一些社會運動工作者的畫像》、《人民的聲音》、《臺灣人民的歷史》等。
為甚麼會念社會學？
我念社會學是因為我農化系不想念了。那時候也不想去哲學系，所以社會系似乎是個還不錯的選擇。我直接去找系主任談，他接受我，就轉過去了。是平轉，三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對社會學有甚麼想法？
那時候的社會學和現在不太一樣。那時候的社會學比較「單純」，意思就是說那時候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韋伯、沒有那些東西；那時候的社會學是國民黨控制下的社會學。社會學被認為是要做社會工作的，那時候也還沒有社工系。社會學變得很簡單，像是婦女社會學講得就是國民黨婦工會的那一套。
為甚麼畢業後會轉去念影像？
我在高中的時期就開始讀電影相關的書、寫電影相關的文章。看了電影就喜歡電影，又讀了《劇場雜誌》，知道國外會怎麼樣談電影。就是文青嘛。
我本來就是要念電影，但是臺大沒有電影相關的系。社會系似乎是比較好往那個方向走的選擇。那個時候我一邊唸書，一邊在做電影相關的東西。我那時在編《影響》雜誌，那是臺灣七零年代比較嚴肅的電影雜誌；我從大二開始參與，大三、大四就一邊念書一邊編跟寫電影的東西。我也在《臺大青年》還有《大學論壇》寫電影的文章。臺大視聽社早期沒有電影，我們就在視聽社成立電影組。
我到美國去念書，一開始是念大眾傳播。因為我出去的時候，正好是臺灣電影非常糟糕的時代。瓊瑤的電影盛極而衰，已經垮了，變成一些黑社會電影、一些糟糕的電影在流行，整個電影界是被黑社會所把持的。所以也不確定要念電影，就先念大眾傳播。而且我也還沒有甚麼作品，就也蠻心虛、蠻辛苦的。結果在費城的天普大學接受了我，因為我過去寫影評的資歷。天普的廣播電視電影系是美國的前五大，以紀錄片為有名；我同時修了電影的課程，老師們都認識我、知道我的能力，所以一年後我就轉過去了。
為甚麼會想拍攝紀錄片？經常拍攝的主題為何？
我的學校是天普，天普的人類學是以美國比較少數的視覺人類學為主，所以我也上過相關的課程。我的老師也是拍民族誌電影，所以我對這方面很熟。那時候（在臺灣）也沒人在做原住民相關的紀錄片，頂多是電視節目，所以也覺得這是值得做的。
我（從美國）回來馬上就有工作做；光啟社七、八月時在找人，我十月就進去了。回來後先幫光啟社做紀錄片，做了三年。那時候高棉跟越南在打仗，我到泰國邊境的難民營幫天主教拍一個紀錄片，就是後來的《殺戮戰場的邊緣》。那時候剛好很多難民營的慘狀慢慢被揭露，因為《殺戮戰場》這部電影的華裔演員，吳漢潤，獲得了奧斯卡獎，所以大家對於高棉的難民都很同情，也很注意這個問題。我就在臺灣拍了這部比較被大家知道的紀錄片。
我的電影大概三分之一跟原住民有關，三分之一跟環保、環境有關，三分之一跟臺灣歷史、社會有關。跟原住民有關是意外的結果，是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認識了胡台麗，他說他要回臺灣拍人類學的電影，之後就找我跟他一起合作拍他的第二部片子。和他合作拍了《矮人祭之歌》，是賽夏族的，之後又拍了第二部《蘭嶼觀點》；因為這兩部的關係，所以對原住民的題材比較清楚、了解。
之後也陸陸續續做了很多。因為公共電視的前身正在籌備，有一些拍紀錄片的節目，他們也有各種需求，所以我也做過像是音樂家的故事。雜七雜八，反正紀錄性的東西都做。劇情片因為中影有找，所以也拍了一些。總之當時就在各種因素之間打轉。打轉了兩、三年後，有朋友找我去學校教書，就去了文化大學教了六年的書，一邊教書一邊拍片。教了六年也培養了一些人，後來這些人畢業後就跟著我。我成立了「多面向藝術工作室」，他們就跟我一起做紀錄片。一邊幫電視做，一邊利用那些人力和設備做我自己想做的紀錄長片。大概1999年之後的十年、十一年的時間就在工作室拍了幾百小時的電視的東西，以及十來部紀錄長片。就是這樣。
最後就是跟張茂桂一起做回顧戰後臺灣五十年的（影片）。2000年，臺灣進入二十一世紀，也是戰後五十多年，所以就來做一個總結。看看臺灣到底在政治、社會、教育、經濟、原住民等等，還有環境，這些各方面的發展的狀況。2003年，又被公共電視找回去做《臺灣人民的歷史》的一系列的紀錄片。所以，其實歷史也是我關注的方向。
透過紀錄片，想要傳達甚麼樣的觀點？
因為我大概從小就不是聽話的人，所以國民黨的那套，我一直都很痛恨。所以就希望那些社會的不公不義能夠透過影片傳達出去。像原住民（的影片）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傳達原住民的聲音；環保的話，現在就是要呈現環境上面的問題；然後，歷史部分當然就是希望能重新評估整個歷史的解釋、歷史的發展，不是被國民黨的觀點所壟斷。基本上就是這樣。
社會學的背景對拍片有甚麼影響？
噢，當然有！第一個就是會比較知道（如何）做研究啊，因為那時候我有學社會統計嘛，所以會了解這些東西。我是念理組的，邏輯、數學還不錯，科學也算是有足夠的知識，文學的部分自己也有涉獵，又在社會學受到了訓練。基本上，我可以比較充分地去應用我的學識跟技術能力來去解析問題，去處理那些社會性的議題。所以會比較理性吧；那時候臺灣的很多人都是直接衝進去當社會運動裡的一份子，我就會比較抽離，會從外面的角度來看問題，不會一股腦子就衝進去。不像綠色小組那樣子，他們就是變成裡面的activist。就不會說只支持一方，而是從整體來了解各方面的問題。
影像和文字的敘述方式有何差異？
視覺跟文字是各有所長，具象的東西很容易讓人們透過他的視覺去看到你要給他看到的東西，而他要自己去得到⋯⋯不是結論，但是或許是你想傳達的東西。但是是比較sensational的、不是reasonable的東西。所以這兩個是很不一樣的媒體。視覺人類學必須要在視覺的這塊想辦法達成語言所不能達成的東西。
那當然，視覺的很多東西是⋯⋯像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監視器，它是evidence，它是一個證據。在做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觀察的時候，我們會有已經有的一套理論、模式，所以只會看到我們想要看到的東西。比如說我們現在去看一個道教儀式，那我會先從我已經知道的關於那個儀式的東西開始看；所以很多你原先不知道的東西會被你忽視，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那東西的重要性。我們會有先入為主的看法，去影響到我們看到的東西、注意到的東西，我們對某些東西是視而不見的。這是社會學、人類學先天最大的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是先有理論，然後再靠那個理論去看東西。看到的東西是用文字寫下來的，所以你記的東西是轉化成為抽象的。那視覺的東西是拍下來的，所以它是證據，我們可能會從整理這些影像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所沒有看到的、視而不見的東西。當然它也是會有一些盲點，因為你也是先有一套想法才去拍，所以有些東西你不會去拍到，你根本沒想到那東西的重要性。所以不管你在拍東西或看東西，用觀察或是用設備去紀錄，基本上還是受到背後的一套思維在控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我們都是要累積非常多的經驗，然後靠大家在不同的領域互相提出一些不一樣的看法，慢慢累積才有更豐富的對於不同事物和文化的了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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