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影像與社會：不能沒有社會學 ──專訪光之路電影公司創辦人、導演陳文彬

不能沒有社會學

──專訪光之路電影公司創辦人、導演陳文彬

◎高睿

「每個人的力量都很小也很大。因為我們在不同的位置做不同的事情，但信仰是一致的，跟著信仰指引的道路行動才能產生力量，改變舊有的不公平體制。」

　　走進水源快速道路旁的某條小巷裡，兩排平房中有一間掛著社運旗幟和標語，屋裡燈光略顯昏黃，要是不注意可能就被當成一般的住家，但其實這裡就是光之路電影公司的所在。一進門，我們就發現，這裡實在不像是一般人想像的「公司」，甚至也不算是工作室，而比較像真正一般的住家。只不過客廳左側的白板寫著工作室行程和注意事項，客廳最深處的櫃上放滿了各種資料和書，除了電影相關的書籍之外，還有一些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讀本。《廣場》來到這裡，是為了訪問陳文彬導演，世新社會發展研究所畢業的他，是如何投入影像工作的，而社會學背景又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陳文彬在成為導演前，在各NGO、勞工團體從事社會運動，也曾在台中縣政府工作。後來陳菊邀請他到勞委會工作，引發了他和老婆兩人之間的無數討論。被問及年輕時的夢想，他想到自己高中時翹了很多課去看當時所謂的新電影，非常希望成為像侯孝賢一樣的導演。和老婆說了這樣的夢想之後，在她的支持下，陳文彬就去向那時候他唯一認識的導演鄭文堂學習拍電影，投入了影像工作。他工作的第一部片是公視的歷史連續劇《寒夜續曲》，從打雜小弟開始做起，努力跟著導演學習拍戲的各種技術（偷聽導演講戲、和製片要劇本來畫分鏡表等等）、依照自己對社會學和歷史的了解來幫忙修正劇本，並且在服裝負責人辭職之後開始擔任服裝工作，利用自己大學時所學修改服裝。最後還成為副導演。連續劇拍完後，他得到紀錄片的補助金，開始拍攝自己的第一部片，該片入圍金馬影展，後來陳文彬還取得公視人生劇展的拍攝工作，但他經驗不足、眼高手低，後來的幾部片都以失敗收場，一直到他的代表作《不能沒有你》問世，工作才趨於穩定。

　　談到要如何決定電影的主題，陳文彬認為「意念先行」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不能沒有你》就是看完新聞之後浮現的意念──「社會不公平」，就開始去發想。這個故事的定調是什麼？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潛藏的觀眾會在哪？要對話的人是誰？這些都是要一一思索的。接下來就是結構、細節、對白等等技術性的部分。理念是劇本的核心，劇本若是沒有理念則會虎頭蛇尾，或不知所云。特定議題也不是決定電影主題的關鍵，關鍵是如何透過這些社會問題提出其背後的政經結構、導演自己大量閱讀產生的思想以及最重要的──意念。然而這裡有一個難題，即不能讓電影流於「說教」的形式，如何用簡單的話語說故事、深入淺出表達自己的理念，對影像創作者來說是很重要的。至於要讓誰來和觀眾對話，導演說他非常想找豬哥亮來拍電影，因為他很有觀眾緣，而且他可以把創作者的話轉成更多人聽得懂的語言，讓比較不關心社會的人願意去了解這些議題。他可以透過表演來和中下階層的人對話，來告訴大家社會結構究竟是什麼樣的。

　　在陳文彬導演的眼中，社會學是從事任何工作都應該具備的「常識」，可以幫助我們抓住問題的核心，然而台灣的基礎教育沒有教給我們這種分析社會的常識與思辨的能力，「學社會學的人是很幸運的，」他說，回憶起當年決定念社發所時家人的不解與反對，「啊你學社會學可以做什麼？」這或許也是所有想學習社會學的人都會遭遇到的質問，對此，導演回答，「我覺得不一定要學以致用，學只是一個過程，而且它一定會有用，只是不知道何時會用到。」雖然似乎是老生常談，但我們所遇到的受訪者都有類似的經歷，似乎對他們來說，社會系學生經常感到「未來能否實踐所學」的迷惘是不需要的。身為社發所的第一屆學生，陳文彬一直把當時所長的理念「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放在心上：「當你進入社會基層實踐所學，你會發現基層發生的事情和你學的東西不一定能呼應，這時你就要回到理論，根據經驗重新檢討，或是推翻別人的理論，或是創造新理論，而終極的目標就是再造社會，再造一個公平的社會。」

　　

        導演現在最想對話的人，是這個世代的年輕族群，他說，年輕人要替前幾個世代解決他們以前發展所製造的惡果，然而，面對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年輕人幾乎只能選擇退縮和放棄。他說，他現在的學生基本上有兩種，一種就是窮忙族，另一種是自己知道已經無法翻身，乾脆放棄，只能在線上遊戲中取得成就感。然而，導演還是想對年輕族群說：「要有勇氣，要有信心，不要妥協。不對的事情就要出來講，不要妥協。要有勇氣面對排山倒海的體制和壓力。」而理念在此也依然是最重要的：「你要相信自己的理念，做任何事都要有理念做基礎，因為這個社會太殘酷了。如果沒有理念很容易撐不下去，就沒機會改變體制。」導演的理念，正是我們社會系學生多少都會知道的，「未來的社會應該要減少階級、貧富差距，以及世代不正義。」這樣的改變要如何實現呢？首先要找出「我們」，也就是有共同信念的人，然後集結起來：「每個人的力量都很小也很大。因為我們在不同的位置做不同的事情，但信仰是一致的，跟著信仰指引的道路行動才能產生力量，改變舊有的不公平體制。」

　　而導演擁有的力量，以及他所希望的是，告訴更多的年輕朋友，現在的困境、社會的現狀是什麼，把「我們」給找出來。墨西哥左派游擊隊查巴達的領袖馬可斯講過的一句話：「我們是鏡，我們在此互相注視，並為對方呈現。」或許就是「我們」的貼切形容。我就好像是一面鏡子在你前面，我們會互相注視著對方，其實我們在對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並為彼此呈現。做一個演員也是這種心情，陳文彬說：「我今天站在一個舞臺上面，我其實不是在演我自己，我其實是透過我的表演，呈現一個底層人們的狀態，所以我們是鏡。」

　　當然導演不敢說每個人都有「社會責任」，但抱有「責任感」的人，必須有自覺，並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還有，他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什麼，可以帶來什麼影響。

　　提到現今紀錄片拍攝的環境，陳文彬認為跟以前比較起來其實好很多：「以前買一臺攝影機至少要五、六十萬，拍出來大概是720p、480p；現在的單眼一臺三、五萬塊，鏡頭可以去鏡頭銀行租，一天兩百塊。技術的門檻下降，每個人可以創作的機會增加。人人都可以當導演，拿著攝影機去拍電影、紀錄片、短片、微電影，拍什麼東西都可以。現在紀錄片應該是蓬勃發展的，門檻下降後，我們可以拿著攝影機去講很多故事；它不像劇情片得要有演員、劇本、場景、現場調度之類的。」

　　但相對的，紀錄片有個挑戰，就是「你要表達什麼」。導演現在也鼓勵自己的學生用手機拍片；機器隨時就在口袋裡，所以機器不是問題，腦袋裡裝什麼才是問題，要說什麼故事才是問題。

　　最後，導演說到「光之路」這個名字，是來自秘魯極左游擊隊「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其揭櫫的階級問題和左派價值即是他的信念，所以取名「光之路」紀念（導演說公司一開始的確是叫「光明之路」，但很多人打電話來問有沒有賣燈管，所以最後改名叫「光之路」。）

　　訪談結束後，我起身再環視了這個「公司」一次。發現這裡的空間比想像中還要狹小，燈光依然昏黃，牆壁上貼著幾張導演作品的海報，是客廳內唯一的裝飾。走出屋外看見的，除了進來前就注意到的反核旗幟，大門兩旁的春聯上頭，寫著「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接著，我發現，這不能稱之為「公司」的電影公司附近除了高架橋外真的什麼也沒有，只有「我們」一直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