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影像與社會：紀錄‧觀點 ──專訪蔡友月教授

紀錄‧觀點

──專訪蔡友月教授

◎陳怡蓁

影像到底會讓你想要講的故事往一個比較好的方向走嗎？

         在決定做影像與社會這個主題的時候，我們搜尋有社會學背景的影像工作者，其中一位便是目前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蔡友月教授。儘管教授目前並非專職的影像工作者，但他曾經拍攝兩部紀錄片，分別為《病房85033》（2007）與《Commitment！練馬可老師與台灣社會學1955～1999》（2010）。這樣的相關經歷，讓我們決定徵求教授同意進行訪談，期待能透過對話切入此次主題，尋找影像與社會的連結。

        走進中央研究院裡蔡友月教授的辦公室，舉目所見，物品堆疊散置在各個角落，教授笑著說最近還沒得空好好整理，但其實我覺得那空間氛圍很溫暖，有居家的閒適感，映襯教授給我的感覺。他用柔和的音調與我們談論他的心路歷程，確切的眼神則直視眼睛，好似他的理念一般堅定。

　　教授二十五歲從五專畢業之後，第一份工作是在台中榮總當護理師，在朋友的推薦下自己進修社會學，插班考入東海大學社會系半工半讀。大學部畢業之後攻讀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之後進到《臺灣日報》工作。這份工作不只啟發教授對紀錄片的興趣，也埋下他後來拍攝紀錄片的種子，「到現在我都覺得那三年還蠻快樂的。那時候大家會企劃很多專題，而且大家的質地很像。」工作三年之後，他決定再度回到校園就讀博士班。「博士班那個時候自己在外面工作，有幾個 agenda。第一個就很希望我將來的博士論文是有文字版跟影像版，那是其中一個我想要發展的。」於是他報考文建會的紀錄片培訓計畫，「我大概博一的時候就去考，很難考，比博士班還難考，因為名額很少。它培訓你半年，包括給你機器。」教授認為這半年的培訓是很棒的學習經驗。拍攝培訓的實際進行方式是計畫中的人組成一個團隊，可能是特質符合的人當導演，或是提出拍攝計畫的人擔任導演的工作，最後是由教授出馬擔任導演。

　　談到實際的拍攝過程，「它有一些東西我覺得跟社會學是相通的，包括我做質化研究去作田野，那你怎麼在田野裡頭去看事情、去面對人，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相通的。」教授提及社會學的訓練對他在紀錄片工作的幫助。「一個導演怎麼去拍很簡單，（重點是）你要怎麼把它說成一個故事，用影像說成一個故事，對我來講，你不能沒有觀點就進入田野，不然你會迷失在田野。」拍攝紀錄片的過程就像進入一個田野場域，和拍攝劇情電影不同，「這些人的生命是在變動的，你可能拍一拍不見得是你想像的樣子，那個劇本不是事先寫好的。」

　　拍攝紀錄片的經驗同時也讓人反思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作田野去問人，即使是告知同意（的形式），一般人的防備心沒有那麼強；但是當你拿著一個大機器、帶著一組人，尤其是紀錄片又不是拍電影，一般人在面對其實是很不舒服的。你要花很多的力氣去說明什麼是紀錄片、那個影像是要拿來做什麼的。」相對於學術研究倫理常常叮囑要匿名保護受訪者，「紀錄片從一開始拿著鏡頭對他，你就知道這不但不匿名，而且你的紀錄片就是要被不認識的人看到。」於是，身為一個導演，必須和被拍攝者建立更深層的信任關係，使人願意在日常生活中面對攝影設備。

　　再者，從學術研究到影像工作，其思維邏輯和運作方式都是不一樣的。「你要學會用畫面、空間去講故事。影像很多東西是用視覺，怎麼吸引住觀眾的視覺，帶他們進入。」學術研究相對來說比較制約、比較理性，將學者式思考帶進紀錄片，可能會讓觀眾看不下去，「重新學習用影像思考，是蠻快樂的，讓我有一些新的刺激。」透過影像呈現議題背後的不為人知的故事，並藉由影像與更多人對話是教授的初衷，「我把影像當成社會介入的武器。可能我有一些觀點想說，但不擅長搞社會運動，可以透過影像把一些學術上比較shock的觀點影響一般人。」

　　不只影響一般人，影像工作者也嘗試藉由紀錄片挑戰社會學常討論的權力關係，但是如何拍攝與如何呈現，其實最終是反映導演的觀點，「像我拍醫療糾紛，最後那其實是我的觀點。越拍他們（被拍攝者）越 involve 進去，他們會覺得這是他們可以控訴的工具，他們會說導演怎樣怎樣。但最後的判決在你自己的觀點，因為這是你的作品。對我來說，那跟好的研究是一樣的。經過你自己長期的觀察，你的觀點不見得跟他們都一樣，可是你為什麼要這樣講，你自己有一個可以站得住的基礎。」蒐集資料、理解相關背景脈絡，甚至是判斷受訪者話語的可信度，都是導演必須要做的功課。經得起公眾輿論的檢驗，才更有力量動搖權力結構。

　　至於在影像思辨之後是否期望觀眾有所行動，則並非教授主要目的，他希望透過影像刺激比較多人討論，然後進而反省，喚起過程中結構的問題。當我們問及為何後來關於蘭嶼的研究有沒有影像版的時候，教授的回答則切入其他的思考面向：「影像到底會讓你想要講的故事往一個比較好的方向走嗎？」舉蘭嶼的例子，「蘭嶼是高度被研究的對象，高度被研究所累積的影像未必讓他們更好。想更多的時候，你就開始沒辦法那麼單純地拿起機器就拍。」儘管如此，教授仍向我們透露其他拍攝計畫，「我現在有繼續拍，可是從拍攝到剪（剪接）下來跟你寫一本書、一篇論文花的心力是一樣的。我現在都是拍，還沒很用力地想把拍的東西拿出來。」他強調「如果你要拍紀錄片，一開始就要知道這不是拍好玩的，是要跟公眾對話。除了要嚴謹，也要花很多心力做這件事。」於是我們只能靜觀其變，抱持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等待新作品發表。

　　訪問的最後，我們讓問題的主軸回到社會學的部分，問了對教授而言社會學是什麼，「就是一個看世界的觀點吧。小的時候會被社會學的知識吸引，覺得觀點很銳利。現在可能比較老了，覺得社會學本身也有限制，就是一個觀點這樣。」他說社會學讓他看到事件背後比較深沉的結構，是真正形塑問題的根本原因，而非窄化的理解框架，「我以前在臨床很多疑問，可是不是心理學可以解決的，社會學讓我看到問題的根源原來在這邊。」我們進一步追問教授認為社會學的限制在哪，他先回答作為一位社會學者對人生規劃的限制，「我覺得還蠻多限制的。就像我現在（如果）要做一個好的社會學學者，它就剝奪了我去拍片、剪接的時間，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限制。」接著，才提到社會學本身的限制，「另外，同一件事情可能有心理學的思考、社會學的思考等等不同的思考。我現在慢慢比較接受跨領域，以前都會覺得社會學（的研究論點）做得比較好，現在比較謙虛，如果社會學太強，我覺得會變得非常 dominant。」對教授來說，最初社會學吸引他的是那銳利的分析角度，但在年歲漸增且累積豐富閱歷的現在，教授表達若僅抱持單一觀點的侷限性。教授的回答是一種提醒，提醒我在用社會學的角度看待事情的時候，也要適時反身性地審視社會學—作為各種觀點的其中一種—本身的限制。

        依循對話的脈絡跟—隨教授一路走來，從一位護理師到平面媒體工作者到社會學者再到影像工作者，他的生命歷程有許多次轉折，然而每一步嘗試與改變都彼此關聯，一步接著一步，「現在很高興自己的生命轉來轉去，可能在媒體、在醫院工作過，這些不一樣的養分反而可以讓我看到社會學本身的限制。」未來，教授還有許多想做的事，「對我來說一個好的研究像古典音樂，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些東西被留的比較久，研究出來的知識是一個、影像作品也是一個，有一些經典作品可能十年、五十年之後別人還是要看。」於是，在結束與教授的訪談之後，我發現影像與社會、紀錄片與社會學研究，看似是兩種實踐理念的不同方式，其實互相涵養、彼此鑲嵌。不必刻意尋找兩者的連結，只須憑藉自身感官體會箇中滋味。